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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的“詩托邦”

     
     
    1980年代的“詩托邦”
    ——姜紅偉《詩歌年代》序

     
    作者:朱子慶
     
      歷時數載,姜紅偉一路追蹤訪談,最終編就《詩歌年代: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兩卷本(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下簡稱《詩歌年代》),如今既已敲定出版社,遂向我邀序,我想,大約由于我亦“詩人同學”,或可為那個已經逝去的“詩歌年代”見證“昨日的世界”吧。然而,斷讀續讀十數日漫讀下來,我欲乘風道去的卻是:此書重新發現了中國的“80年代”!它不僅僅是那個年代的詩歌,更是那個年代曇花一現的浪漫——“詩歌80人”!那時候中國大地上無數的高校詩社,無數的熱血青年詩人,不,可以說整個欣欣向榮的社會家國,就是一塊令人神往而圣潔的“詩托邦”——恕我冒昧,杜撰了這么一個詩意而古怪的詞為它命名!
       
      詩托邦,這是后“文革”年代(即“新時期”)誕下的寧馨兒。那里面的人的“存在”狀態,或許才是彼一時代最堪追懷、艷羨與回味的東西。
       
      “寧馨兒”這個對標致孩子的贊詞,已經淡出時代語境很久了。當我寫出這個詞,不知為何忽然想到一句名言:“這孩子是要死的!”——魯迅先生說過的話。這話大煞風景,照常理人們一般是不會說的。但似乎由于魯迅說了,人們便深刻地記住了。事實上,“新時期”已經悄然終結,現在還有誰用這個詞指稱當下?這似乎可為先生訓示之一證。
      
      但我想說的不是這個,我現在最想說的是,魯迅此言有著某種存在主義味道,它因煞風景(又作“殺風景”)而成就自為的“存在”,這才是我們這一代人記憶深刻的原因。人總是要死的,新生嬰兒也不例外。這已經是一個既定常識。但為什么在魯迅那個故事里,它卻變成了“燭”與“針”?這是因為它被投入了“實踐”,亦即“獻身”于特定現實的某種“情境悖逆”中,而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我們還可以舉出《皇帝的新衣》)。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它不曾鮮明地“獻身”,“照亮”或“刺破”了那些“遮蔽”(喜慶的贊詞),就不過是墻腳的一塊灰溜溜的石頭。現在我們滿腦子堆著各種常識,然而,常識常有,那種生殺予奪的“情境悖逆”不常有;更進一步說,“情境悖逆”常有,而敢于擲出真理之石的,又有幾人?
      
      以上這些話,和紅偉這部書又有什么關系呢?
     
      我想指出的是,紅偉此書正是一部獻身于“情境悖逆”的書,一部十分及時的書,或將像一枚激射的石塊洞穿某些“遮蔽”,而以其燭照現實不負歷史使命。“經濟中心”的轉軸已不堪重負,“騰飛”的輝煌正暗淡下來,在疲憊人們的“心目”中暗淡下來——年初以來,網上不是已在萬眾熱傳、接續這樣兩句詩嗎:“我有一壺酒,足以慰風塵。” “心目”這個詞堪作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詞。人的存在是心與目相互傳導的結果。存在決定意識,然而心在看,“照亮”一切;即心即目,即目即心,人是用“心”照亮世界的生靈。如果說“合理”系中得心源,“存在”乃基于目下,那么“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這主客兩端,也只有在“心目”這里才能辯證統一起來。適逢這樣一個意欲擦亮心燈的時刻,紅偉此書招引我們圍爐夜話: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這就說回了本書。我當年是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78級學生,書中詩人馬莉的有關文字,講述了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的“瘋狂表現”。那完全是一個激情的年代,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們在陽光燦爛的康樂園里——這一點很重要,響應社會上風起云涌的“解凍”思潮,和各地百萬大學生詩歌愛好者一樣,在青年詩人北島《今天》的引領下,興致勃發,遙相呼應,不知疲倦地寫詩、結社,演劇、朗誦,到處漫游,尋找同道,還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作為一個80年代的親歷者,我讀紅偉此書自然頗多印證和發現,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穿越”體驗——眼前豁然復活了“昨日的世界”。“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天寶盛世的確不是等閑人說得的。掩卷回神,卻也越發感到:一切已折戟沉沙恍若前朝,化作一簾幽夢。詩評家、“崛起派”猛將鐘文“唱衰”時下詩壇,說“當代詩歌正在走向廢墟”,我乍一聽時不敢茍同,現在很理解了。
     
      所謂“80年代”,是我國結束“文革”動亂后,高層厲行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廢止“斗綱”(即“以階級斗爭為綱”),重建生活的年代,那種情形,正像被嚴冬浩劫過后的一片荒原上,春風春雨,萬物復蘇。坊間回顧80年代的圖書不少,盛稱其為“詩歌黃金時代”的文章尤多,但殊少“手把紅旗”的“弄潮兒”之手筆——我指的是民刊主編、社團首領以及旗手型詩人,他們是“詩潮”、“運動”的興風作浪者,特定歷史事件的幕后推手和動力源。而紅偉此書別具只眼,屬意和深挖的恰恰是當年擔綱大學生詩社的“酋長”們和一地、一群校園“詩人同學”之精英,由此得以探賾索隱,為我們重構出了大澤龍蛇一處處的“詩托邦”——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詩壇是山頭林立的詩江湖,那么,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一個特點,是高校里面大大小小的詩歌社團,它們不是扯旗稱派的“山寨”和利益集團,而更像是充滿幻想和浪漫追求的詩歌公社,我想,叫它作“詩托邦”是頗為恰當的。盛世是要有許許多多的盛事堆塑的,像《今天》雜志引發的詩壇“裂變”,像13家高校聯合主辦《這一代》的“流產”,像《詩刊》首屆“青春詩會”在虎坊橋“集結”,以及詩評家徐敬亞《崛起的詩群》的來龍去脈,當然還有詩人韓東的西行入陜播火、傳道……樁樁件件,都是注定要記入史詩的,是為不可又再的新詩黃金時代“背書”的大事、壯舉。顯然,當事人、幕后推手以及在場者們的言說,更趨歷史真相、更近設計頂層,講到細節處,有些篇什更使人身歷其境,似有謀劃者的咳嗽聲從歷史深處之墻壁里隱隱傳來(如孫武軍、徐敬業那兩篇)……這為本書平添了不少可讀性,使之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傳(記)的詩歌文獻價值。
      
      近年來“圣化”西藏之外的又一思想脈動,是人們開始深情追懷激情的“80年代”。這自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彈。不久前文化評論家朱大可和詩人歐陽江河的對話,就被冠以《80年代,詩歌在極度不正常的狀態下被推到高處》之題,傳播網上。朱大可坦誠:“我覺得從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的詩人,中國歷史上可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所以現在大家都會緬懷那個時候。反正我個人是很緬懷的,因為我們確實是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包括了我們大量的青春記憶、我們的挫折、我們的歡樂,同時我們的信念、我們的理想都是在那個時代,詩歌在那個時代伴隨著我們,所以它成了我們靈魂深處的一部分。”朱大可這份感言,可以代表我們這一代過來人的心聲。他還描述了當年盛況一景:“那個時候校園全民啟動,一個詩人穿得破破爛爛,幾個月不洗澡,就拿一本破詩集,在校園里每個寢室門敲過去,就有人接待他,飯票一半都給他對吧,睡一張鋪,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可以混吃混喝,在全中國暢行無阻。那個時候真的就是這種狀態,在朗誦的時候,底下的女孩子跺著腳漲紅著臉,就跟看到港臺和韓日歌星一模一樣,我們的詩歌是在一種極度不正常的狀態下被推到了這樣一個高度,實際上是非常奇怪的狀態。”這應該是我們77、78級學生已經畢業,“朦朧詩”在兩派大論戰中大獲全勝,北島、顧城們南巡川大,各高校大學生詩潮幾近鼎沸的時候吧。徐敬亞推出的《現代詩群體大展》(1986)是 “崛起派”完勝后,在詩壇燃放的一束耀眼、瑰麗的煙花,它帶來了現代派詩歌的鼎沸和全面展開,動搖和改變了《詩刊》等主流詩刊掌控詩壇的大一統局面,同時也宣告了詩壇“群魔亂舞”的開始——堆湊的詩歌流派可以邀名。此后,開啟了后來一應不擇手段的詩壇名利角逐。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人類行事,一旦形成規模、嘯聚為“群體性事件”,最后必然以非理性“瘋狂”而告結束,此所以新詩潮與“學運”一起,玉石俱焚于80年代末的徹底“清場”。此后,空寂的詩壇,便一紙風行起了汪國真、席慕容的“熱潮詩”。今年剛好是老徐“大展”推出30周年,而紅偉此書呈現的,主要是當代大學生詩潮的“早春氣象”,彼此參讀來閱讀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我想談談我對1980詩歌年代的幾點認識。
      
      首先,為什么熱在詩歌?第一,建國以來普遍的主義信仰、革命激情和浪漫情懷——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烏托邦主義,給整個社會播下了過量的詩性基因,而歷次“運動”空前殘酷的斗爭,卻連同人性一道將其鎮制、封埋,此時終于火山噴發;第二,“文革”終結,而浩劫后的世界形同廢墟、“一無所有”,“我來到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北島),而傳統積習和最能上手的低文化、低成本操作,便是寫詩——散文和小說不屬于廣大學生、青年群眾;第三,放逐者歸來,“右派詩人”、“胡風分子”、下放干校的“臭老九”乃至修地球的插隊知青,此時先后返城、歸位、入校,猶如“天亮了,解放了”,“翻身的人們”能不歌唱?第四,“文革”地下詩歌特別是《今天》雜志浮出水面,廣為流傳,《將軍,不能這樣做》、《小草在歌唱》,傷痕、反思、批判、叛逆的聲音,不斷突破禁區,啟蒙思想,激勵更多的年青人特別是大學生詩人跟進揮筆;五,社會進入了文化先行的歷史“解凍期”(如恢復高考、恢復報刊雜志和中外經典名著出版),雖然看上去是中國大地“春天來了”,但整個政治體制特別是經濟體制(所有制形式)仍然鐵板一塊,結構“超穩定”,實踐有“慣性”,一個“億萬群眾”習慣于面朝“理想”(我忽然想到海子的“面朝大海”!),“奮斗”、“運動”、“斗爭”的封閉社會,一時間進入了“調整期”——“以階級斗爭為綱”雖已廢止,“經濟建設為中心”有待體制改革、政策跟進(所有制形式的突破),時代暫時找不著北,而興致勃勃、精力過剩、激情過剩、體驗過剩、求知欲過剩、發表欲(言說)過剩,加以時間過剩,顯然也一時“自由”(如“西單民主墻”,如高校里結社成風)過剩的人們,根本無處宣泄和寄托因壓抑而厚積的精神能量。有什么可干?還能干什么?后來崔健在搖滾中吼出的“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有》),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悶。一無所有而“追求”(即“理想”)過剩,這正宜于作詩,因為“詩言志”;那時哪里像現在,整個社會像個巨大的創造、致富、游戲與消費的迷宮,隨處可以追求、可以寄托、可以沉迷乃至最后,可以迷失自我。六,詩人成了第一批“存在人”。在那個大陸還沒有明星的年代(港臺歌曲已到處流行),詩人成了“明星”、“文化英雄”,詩歌“在一種極度不正常的狀態下被推到了這樣一個高度”,這看起來畸形又很符合歷史邏輯——在每一個畸形的時代后面,必有其畸形的文化生態。為什么那個歷史選擇了詩人?
      
      除以上所述,此一時期最堪反思的,是人的存在狀態。“文革”終結,“兩個凡是”終結,“以階級斗爭為綱”終結,這一連串的歷史性否決,在根本上是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先定“本質”的終結。當歷史翻過了年年運動月月斗、人人寶書天天讀這一頁,被改造和洗腦過后已成無主的生靈的人們(沒有“自我”,甚至連本性也泯滅了,例如“性愛”),像肥沃的處女地渴望種子和春雨一樣,期待、追尋著新的靈魂或曰本質的入駐——看看于堅的《四月之城》,最有名的是顧城這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詩人是存在的發現者、見證人和守護神,不但敏于言,尤敢踐于行,所以總會成為先行者而引領時代(許多黨人革命家與之氣質潛通,本質上也是詩人)。無憂無慮、意氣風發又聚群而居的大學生詩人,自然最是得天獨厚——更重要的一點是,77、78級大學生群體結構獨特,其主體或曰大部分是經過“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洗禮、歷練的“同學”——生命年輕而非“少年”!是一班有過思想歷練與實踐的“奮青”(不同于后來的“憤青”,是志在“發奮有為”的青年人)。說來可能很難理解,社會主義者和存在主義者本質上有著潛通的地方,這就是他們都是“自為的人”——“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文革”期間流行詩句),表達的是人要成為更高尚的存在的內在要求,所以必須訴諸新的實踐。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共同本質,而后者追求各異的本質。
     
      80年代大學生詩人寫詩、結社、編印詩刊(特別是地下刊物)和串聯游走,雖然遠不像黨人革命者搞“運動”那樣旗幟鮮明、有組織、有紀律——當年馬克思說:“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的時候了……消滅私有制,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黨宣言》),但他們已然開始了自我價值的覺醒及其最初的“革命實踐”活動,這是一個人由“自在的”被宰制的存在,向自我意志驅動的“自為的”存在的飛躍,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一代“新人”的誕生。看似不是傳統典型意義上的“運動”,但是他們“在路上”!(這種介于自發與自覺之間的“實踐”,與此前組織領導的和后來商業組織的行為是不一樣的,后者已不構成“思想實踐”)此所以,大學生詩歌運動有別于其他放逐者歸來的言說方式,而“詩歌年代”尤以大學生詩歌運動最具代表性。這是別一意義上的“運動”——當我和詩人馬莉躲在她的廣東人民廣播電臺狹窄的宿舍里秘密裝訂地下詩集——馬莉自編自印的詩集(還是單位小打字員偷偷幫馬莉打印的),感覺就像當年革命黨人秘密印刷地下《挺進報》,這是當年校園內外多少詩歌志士的共同實踐和體驗——為什么會是“偷偷的”,有“秘密”之感?因為就像魯迅文章里那個說出“真理”的人一樣,我們同處于高壓下的“情境悖逆”之中。當一切變得合法而沒有撕裂、沒有顛覆,簡言之,沒有“思想實踐”,也就是“自為的人”軟化為達利畫中的一灘“軟鐘”,因為不再承擔和實現本質而徒有其表了!與詩結伴走過80年代的歲月,本質上恰是由于這樣的實踐和體驗,使那個年代變得難忘,因為這是一個“上路”的過程、“本質”附體的過程,是一個自我獲得實現的人真正成為人的過程。和今天這個迷失自我的、喧囂的消費主義時代(“取舍已不再由本心而要由輿論來決定”——茨威格)相比,那個詩歌年代已成“昨日的世界”。
       
      那真是一個詩托邦,那就是一個詩托邦!
      
      在那個詩托邦的詩歌年代,“月亮的柔光,從惡狠狠死沉沉的云層中偶然閃現”!“曾經有過那樣的時代,我們的民族幻想著有一種天真爛漫、純潔本色的美。甚至1914年,都還洋溢著這種天真的信任。”(茨威格:《健忘的悲哀》)但是這一切都已隨風而逝了!當我們不再年輕,當我們白發蒼蒼,我們一點也不后悔,只是含笑地對我們的子孫們淡淡的說:“我們也曾經有過如此的熱血和激情啊。”
      
      這就是我們的1980年代——我們這一代的詩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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