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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蕭乾逝世20周年 

     

    紀念蕭乾逝世20周年:他是一本意蘊深厚的書
     
      只想織一把絲,釀一盅蜜,歷史車輪要靠一切有意氣的中國人來推進,他也希望唯此竭盡綿力。這是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的平凡志向……——蕭乾
     
      歲月如流,屈指一算,蕭乾伯伯,也就是我從兒時起稱呼的“餅干伯伯”,離開我們竟有20個年頭了。如今,我也成了78歲的老嫗,但兒時的記憶猶新,一切恍如昨日。
     
      “餅干伯伯”的由來
     
      第一次見到蕭乾伯伯是在我五歲的時候。當時他任上海《大公報》國際社評委員,還兼任復旦大學教授,住在江灣一座日式小平房里。
     
      蕭伯伯從燕京大學畢業后就到天津《大公報》當編輯,幫沈從文編副刊“文藝”,他把副刊編得豐富活潑,還主持了“大公報文藝獎”,充分顯示出他的知識和才干。家父辛笛1935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一邊在中學教書一邊創作,先后在蕭伯伯編輯的副刊上發表了《航》《丁香、燈和夜》等詩篇。那時父親只要回天津老家,總要到《大公報》找蕭伯伯,一塊到包子鋪或小白樓,一邊吃小吃一邊聊天,十分開心。父親告訴我,蕭伯伯小時候孤單寂寞,喜歡貓狗等小動物和昆蟲,尤其是1942年他在英國鬧過一陣神經衰弱,牧羊狗笛琪與他形影不離,為他探路,陪他散步,成了他親密的朋友。正好我家有一只叫阿福的雜種狗,父親就把它送給了蕭伯伯,他騎車去講課,阿福就跑著跟在后面,十分親熱。那段時間,我們兩家來往甚密。
     
      小時候我不認生,又有一頭自然卷發,皮膚白皙,很得蕭伯伯與外籍夫人的喜愛,他們管我叫“小小丫頭”。有天母親正要出去辦事,他們二位來了,蕭伯伯慈祥地拉著我的手說要帶我去看電影,讓母親盡管放心。路上,蕭伯伯問我:“小小丫頭,喜歡吃餅干嗎?”我點頭:“喜歡。”他就瞇著含笑的眼睛偏著頭對我說:“那就叫我‘餅干伯伯’好了。”“餅干伯伯?”“嗯”他認真地點頭,閃著狡猾的眼神一個字一個字對我說:“我叫蕭(小)——秉(餅)——乾(干)。”外籍夫人操著不熟練的中國話笑著在一旁解說:“兩個是同一個音啊!”我拍著手笑了:“我知道了,那是你的小朋友給你起的外號,就像弄堂里的人喜歡叫我‘小卷毛’一樣,是吧?那以后我就叫你‘餅干伯伯’。”說著,我還伸出小指頭跟他拉了勾。記得冰心老人一直管蕭伯伯叫“餅干弟弟”,而蕭伯伯喊她“大姐”,看來這“餅干”的稱呼大有名氣!

      那天我們看的電影好像是《小象歷險記》。一頭可愛的小象搖搖擺擺地跟著媽媽在樹林里玩耍,它時而得意地擺著兩只大耳朵,用鼻子靈巧地卷起一根樹枝揮舞著;時而又用笨重的腳跺著地,一下又一下;時而東張西望,聽小鳥唱歌,看小松鼠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上;高興了,就從地上卷起一個小果子送進嘴里,還興奮地搖著小尾巴……它就這樣跟著媽媽逛,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就與媽媽拉開了距離……突然,它發現媽媽不見了,開始還以為媽媽是和它捉迷藏,但它找啊找,偌大的樹林里竟不見媽媽的身影。它這才急了,哭著叫喊:“媽媽,媽媽……”它哭得那么動情,叫得那么傷心,我也流淚了。這時,餅干伯伯把我的小手抓在他的大手掌里,輕輕撫摸著。但小象不停的哭喊,讓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媽媽,于是我看不下去了,嘟囔著:“我要找媽媽。”餅干伯伯一下把我摟在懷里:“你這是在看電影,別急,你媽媽不會有事的。”但我不聽,一個勁地嚷:“我要媽媽……媽媽。”餅干伯伯只好帶著我從電影院出來去找媽媽,顧不上關心小象后來的事情了。
     
      以后,我聽媽媽說蕭伯伯從小就失去了父親,是寡母給人幫傭把他養大,因此他一邊讀書,一邊當童工。他第一次在地毯房領到工錢,就給生病的母親買了水果,但母親只嘗了一口就咽氣了,于是他九歲就成了孤兒。現在想來,正因為他有這樣痛苦的經歷,所以不難理解我當時的焦慮。而他那慈和的神情、充滿同情與理解的敦厚的微笑,令我感到溫暖,在歲月的流逝中,自然地從我的記憶中凸顯出來。
     
      歷經艱難富傳奇
     
      蕭伯伯1946年由英國回到上海,在上海呆了近兩年,后來去了香港《大公報》,不久他毅然拒絕英國劍橋大學的聘任,悄悄赴北京投入新中國的籌建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從平明出版社給父親送來的書籍中,我發現了一本《土地回老家》,封面上一個青年農民一手拿著農具,另一只粗壯的拳頭正砸向封建剝削者。仔細一看,原來是蕭伯伯寫的,于是,我這個小學生一把搶了過來,先睹為快。這本書寫的是農村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蕭伯伯用生動的描述和一些典型事例,把老師課堂上的講解具體化了,讓我明白這是千百年來未有的“耕者有其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后來我又看到他寫的報告文學《萬里趕羊》《草原即景》,草原的新氣象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了。那時,我還見到了蕭伯伯寄來的他與同事、日文翻譯家文潔若阿姨結婚的照片,文阿姨把蝴蝶結扎在挽成環裝的兩條辮子上,顯得內秀而年輕。再后來我又看到他翻譯的經典名著《好兵帥克》《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等,不僅擴大了我的眼界,而且讓我對莎翁的作品有所了解,以后每次看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生公演的莎翁作品就更好理解了。據說當今國內有人對翻譯家作研究,蕭伯伯被列入16位名家之一,這是后話。
     
      蕭伯伯一度被打成右派,送到唐山附近的柏各莊農場,在風雨中挑糞“雙搶”(搶收搶種),得了腎病。后來聽說他摘了右派的帽子,回京到出版社的編譯所工作。那些年父母提起蕭伯伯總講:“他的境況漸漸好轉了,真替他高興。”“他這次真是沒看走眼,幸虧有文潔若像老母雞一樣竭力照顧和保護他,她是他的精神支柱。”
     
      復出后,蕭伯伯重新煥發了青春,成了大忙人,不僅接連出國訪問講學,而且佳作連篇,譯作紛呈,令人目不暇接。我先后買了《蕭乾散文》《海外行蹤》《人生采訪》,父親又送了我《一本褪色的相冊》《未帶地圖的旅人》,看了這些,我才知道有著一雙含笑的眼睛的蕭伯伯真是令人敬佩。他是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還是教授,他的經歷富有傳奇和戲劇色彩。他曾橫跨東西兩半球,從1939年10月起在英國東方學院任教并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1944年因歐洲西線戰場新聞采編的需要,他又毅然放棄了在劍橋大學攻讀了兩年的碩士學位,寫下一篇又一篇戰時通訊。
     
      蕭伯伯用七年時間記錄了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兩次倫敦大轟炸、挺進萊茵河、諾曼底登陸、波茨坦公約、紐倫堡戰犯審判、聯合國成立大會等傳奇般的歷史時刻。他是二戰中最早在歐洲戰場采訪的中國唯一經歷歐戰全過程的戰地記者。我喜歡他用文學的筆法寫新聞特寫,特別是長篇特寫《南德的暮秋》。那些文章不僅是一幅幅生活風俗畫、社會風貌圖、戰爭風云錄,而且從中能感受到蕭伯伯深刻的生命體驗,還有他獨特的目光和睿智的思考。《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戰》就是明證。他通過列舉史實,指出這場戰爭本來完全可以避免,問題就是打大算盤還是打小算盤,由此他又清晰地指出,“國家要立足世界,只有自強不息,絕不可信賴旁人的保證”。難怪歐洲對蕭伯伯的戰時通訊和特寫評價那么高,是“戰時對歐洲情況最具權威的報導”,“歐洲發展史的重要見證”。與此同時,歐洲的一切又總是讓他聯想到處于水深火熱中的祖國。他是歐洲“援華會”的義務講員,曾踏遍英倫三島的大小城鎮義不容辭地宣傳中國的抗戰,并大談他曾采訪過的滇緬公路,因此被中國作協授予“抗戰勝利者作家紀念牌”。
     
      竭盡綿力滿含情
     
      令人悲傷的是,蕭伯伯的腎病后來竟發展到要切除左腎。但術后他不顧身上插著管子和尿袋,又開始了寫作。
     
      蕭伯伯的興趣廣泛,涉及的領域也多。他酷愛音樂,小時候帶我出去玩,總愛牽著我的手哼唱《老黑奴》《可愛的家》《伏爾加船夫曲》《三套馬車》一類通俗歌曲,有時還愛哼黎錦暉的兒童歌曲,比如《麻雀與小孩》。他隨便地哼,就跟父親即興吟舊詩一個樣。聽說他還收藏了幾百張西方古典音樂唱片,都是名家代表作,可惜后來在動亂中被街道搜走處理了。上世紀80年代,蕭伯伯開始收集磁帶,并編號分成交響樂、歌劇、民歌等。巴金伯伯住院時,他就把貝多芬的交響樂磁帶托人帶去,希望樂曲能幫巴金伯伯消除煩悶,恢復健康。他懂得歌曲的力量,曾說“音樂也是一種語言,一種直接通往人心的世界語”。
     
      蕭伯伯對版畫也有研究。印象中,他在上海時曾編了一本《英國版畫集》(上海晨光出版社1947年版),當時送了父親一本,父親珍愛異常,尤其喜歡其中裘屈羅·郝米斯的那幅名為 《花》(《Flowers》)的版畫。正好當時父親的詩作《手掌集》要出版,封面的設計者是“九葉派”詩人曹辛之(他不僅是詩人“杭約赫”,更是一名裝幀家),他與父親“心有靈犀一點通”,就用此木刻《花》作為封面。不取木刻者的本意,而是取與父親詩作相應的“手掌”的含義,暗含有知識者的自省之意,又恰好吻合了父親與此相似的瀟灑習慣動作。2000年蕭伯伯已去世,文潔若阿姨將新出版的《英國版畫集》寄贈父親,里面不僅有父親珍愛的裘屈羅·郝米斯的這幅《花》,還收有她一系列的花卉版畫。令父親特別高興的是,書后有蕭伯伯對這位版畫家的介紹,原來她與蕭伯伯在英國就相識了。我們看后都講:“這是老相識送老相識,文阿姨的贈書真是打中了父親的心,稱得上是‘十環’啊!”
     
      蕭伯伯喜歡把他認為他國的好東西都往祖國攬,讓大家開闊眼界,多借鑒。他在《蕭乾書簡》中講:“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是那些恨不得把旁人的長處都學到手的。”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皇家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研究的課題就是英國意識流小說,還寫了弗吉尼亞·伍爾夫、亨利·詹姆斯、詹姆斯·喬伊斯的論文呢。當時他在英國就曾給胡適寫信說自己正在閱讀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他說:“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可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蕭乾書信集》)他喜愛喬伊斯,能背誦《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段,還收藏了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守靈記》的唱片。1946年回國后蕭伯伯在復旦大學任教,開設了《當代英國小說》課程,專門講授喬伊斯、伍爾夫以及福斯特等作家的作品,并將意識流小說與現實主義作品相提并論,作為課程的兩大論題進行探討。
     
      令人想不到的是,多年的閱讀與研究的積累,竟在晚年開出了燦爛之花——蕭伯伯與文潔若阿姨合作,把這本意識流的天書《尤利西斯》全部譯成了中文。那花費了二老四五年的時間,每天幾乎都是5點起床,文阿姨翻譯,蕭伯伯校對并潤色,熬了無數個日夜才成功的。而蕭伯伯當時已是80多歲的人了。這本譯作是精品,它填補了自1922年問世以來一直沒有中譯本的空白,譯文不但流暢、口語化,還盡量保留了意識流的原味。
     
      蕭伯伯見多識廣,勤于思考,筆頭又勤快,創作與翻譯兩手抓,可謂雙豐收。這大約與他主張寫作應善于在小道理上做文章分不開:“生活中,小道理是占主位的,因為它是切膚的……小道理貼近生活,因而真實……深入讀者心靈的藝術、功夫應在小道理上。”(《圍城的啟示》)所以他的作品才那么耐讀,令人難忘。我有幸在大學里講授過他的散文《鼓聲》與《往事三瞥》。前者以鼓聲為貫穿全文的線索,把鼓聲與國家和個人命運聯系起來,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國家的興衰與個人的榮辱。在文中蕭伯伯語重心長地希望國家不再出現鼓聲喧天的動亂和浮華場面,而是要埋頭建設,讓科學進步的聲音壓倒鼓聲。《往事三瞥》則以蕭伯伯耳聞目睹的兩個生活片段以及自己的親身經歷,通過上世紀20、30、40年代不同國度、不同階段、不同人的遭際,說明無國籍的可悲,有了國籍應積極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中去。這些讓我更深刻地領會了蕭伯伯的“小道理”,它常常表現在一些微小的地方和小事中,只有重視“小道理”才能懂得“大道理”,因為“大道理”就孕育在無數“小道理”中。所以,蕭伯伯講的“小道理”實際寓意深刻并有歷史的深度,表達了他對祖國真摯而又深沉的愛,是任何造謠、誣指、棒打、雷轟都不會也不能改變的。風霜歷盡情無限,何況祖國重生,滿地春光呢。這讓我又想到蕭伯伯自己曾擬就的墓志銘:“……只想織一把絲,釀一盅蜜,歷史車輪要靠一切有意氣的中國人來推進,他也希望唯此竭盡綿力。這是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著離去的……”我深感他的愛是浩瀚的。
     
      面對這樣的蕭伯伯,這樣的老一輩,這樣“意蘊深厚的書”,我們只有傳承精神,奮力前行!
     
      來源:文匯報
            作者:王圣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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